任何阅读理解与读物本身所载的信息总是绝对地存在着距离,距离的大小往往取决于阅读者的阅读水平,但距离不可能消失。
试看对苏轼《惠崇春江晚景》(第一首)的阅读理解。
原诗:竹外桃花三两枝,春江水暖鸭先知。蒌蒿满地芦芽短,正是河豚欲上时。
清代学者袁枚说,毛奇龄评论此诗称,苏轼为什么一定要说“鸭先知”,难道鹅就不知吗?如果照毛的说法,那么《诗经·周南·关雎》“关关雎鸠,在河之洲”也就不对了,因为斑鸠、鸠都可以,为什么一定要说“关关雎鸠”呢?
毛奇龄,清代康熙年间著名学者、经学权威,博览群书,学骇一代,他怎么会提出如此荒唐、不值一驳的评论意见呢?现代阅读大师钱钟书带着这一疑问,去查核毛的说法。
原来,毛奇龄是这样说的:
苏轼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是仿效唐人诗意却仿得不好。唐人诗句“花间觅路鸟先知”,花丛中人在找路,而鸟却因为熟悉花丛之中的路径,所以它比人先知路在何处。此处的“先”,是指鸟先于人。而苏诗“鸭先知”是先于什么呢?凡水中之物都应知道冷暖,苏轼一口咬定“鸭”先知,那是错的。
不要小看这儿的意见分歧。袁枚、毛奇龄都是著名学者,他们二位之间的阅读误差应该很小,可事实却并非如此。
毛奇龄评论的着眼点在于“鸭先知”的“先”。他认为,此处的“先”是仿效唐人的“花间觅路鸟先知”,而“鸟”确“先”于人熟识路径,那么“鸭”呢,它不能“先”于人而知“水暖”,因为人不生活在水中。这就与唐诗意境相去甚远了。
而袁枚呢,又误解了毛奇龄的意思。他评论苏轼诗,着眼点在于“鸭先知”的“鸭”。人所共知,苏诗是题画诗,画上画的是鸭,当然就只能说“鸭先知”,这是由阅读背景所决定的,并不是苏轼的独创。袁枚没弄清毛奇龄的意思,反倒把他的评议说得一无是处,只能说明袁枚的阅读误差比毛奇龄大。
那么,毛奇龄又误差在哪里呢?
钱钟书先生的评论独具只眼:
“水暖先知”是设身处地之体会,即实推虚,画中禽欲活而羽衣拍拍。原来,此处的“先”与唐诗“花间觅路鸟先知”的“先”异曲同工,只是此虚彼实而已。
说到这儿,我们由衷地佩服钱钟书先生的读书眼力,他不仅指出了袁、毛二位的阅读误差在哪里,而且分析了误差产生的原因:袁枚是读过毛奇龄《西河诗话》的,不应该“尚沿流俗之讹”,别人误解毛奇龄的意思尚可谅解,袁枚不应该以讹传讹;毛奇龄说苏诗“效唐人而未能”是错误的,因为他实际上并未读懂苏诗仿唐不仅形似且神韵过之。
袁枚的一番错误评论,无异是“冤枉”了毛奇龄,毛奇龄何曾提起过“鹅”呢?但后人不买这笔账,依旧写诗调侃毛奇龄:“池塘春涨绿参差,正是桃花对影时。曾记大毛公有语,暖回鹅也得先知。”毛奇龄岂不冤枉!